這幾天，大学聯係山東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的教师人很多。

原因是体验，不久前在臨沂東夷書院的送外一場活動上，他分享了“2022年冬，卖破我在臨沂城送外賣”的圈背經曆，引發關注，大学直接火出了圈。教师

火出圈後，体验聯係邢斌的送外人裏，有人想知道他當外賣騎手的卖破緣起、經曆，圈背也有人關心他提到的大学外賣騎手的工資、保險、教师工作強度等問題。体验這一方麵讓邢斌感到忙碌，甚至被誤解或質疑的困擾；另一方麵又讓邢斌很高興，因為一些相關部門聯係他了，“回應非常快”。

作為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的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詩歌。9月4日，邢斌向澎湃新聞表示，未來的某個時刻，他會把這樣一些青年外賣騎手群體寫進詩歌，他覺得曆史應當記住這些流汗奮鬥的年輕人。

邢斌還說，“有人說，旅遊就是從自己厭倦的城市，到別人厭倦的城市走一走。但這走一走，行千裏路，比讀萬卷書還要有用。隔行如隔山。360行，每一行都是一座壯麗的山川。我想繼續幹下去，多去走一走人民心中的壯麗山河。”

像此前“北京副處長當外賣騎手”“北大博士後當騎手”話題受關注一樣，在話題主角職業反差帶來的衝擊力消退後，大眾再次將注意力放在了外賣平台的規則、外賣騎手群體的生存狀態等議題上。輿論喧囂過後，如何看待外賣平台係統的設計與管理？

送外賣的初衷和回應質疑

臨沂大學文學院官網信息顯示：邢斌1976年12月出生，山東青島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講師。目前主要承擔的課程有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等。在《新文學評論》《百家評論》等期刊上發表論文7篇，出版著作2部。獲臨沂市社科獎勵1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詩歌。

臨沂大學文學院官網的邢斌簡介

一位大學文學院的講師，為什麽想到去體驗送外賣？

在東夷書院的分享中，邢斌說，“我無心於調查，就是想體驗體驗。2022年很特殊。一份報道裏講，在上海騎手送外賣每天能賺1000多元。另一份報道又說，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王林，親身體驗當外賣騎手，送餐12小時賺了41元。究竟哪個是真的? 我想，應該親身試試才知道真偽。”

火出圈後，邢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補充談到，“我的生日在12月，去年12月我孩子給我送了生日禮物，我就想，我也給我自己送一個生日禮物吧，就決定啟動這個當外賣員的計劃。我覺得隻當幾天外賣員沒辦法真正去了解這個行業，就決定要去體驗一個月。”

9月4日，他又在一場媒體直播中給出了另一個稍有不同的回答。

邢斌說，他今年已經快到50歲了，他這一代人的青少年時代都參加過一些體力勞動，他本人在物流站、工廠等地方工作過，比較清楚他們那代人的工作狀況。但對今天新一代的年輕人，90後、00後，他們所從事的比如外賣員、快遞等這些工種，他不是很了解。

“我經常看到報道中說，他們的精神壓力很大，他們的體力勞動強度遠超我的想象。我就想做這樣一個新工作，對比一下以前在農田、在工廠的工作，看它到底是怎樣一種對比？”邢斌說。

在東夷書院，邢斌分享了他從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間體驗送眾包外賣的一組數據：“一個月，我送了2000多單，接觸了幾百個商家，敲響了2000多個房門。平均下來每天騎摩托210公裏、步行32000步、爬110層樓。”

在邢斌的經曆受到關注後，網上有人對他“一個月送了2000多單”提出質疑。

對此，一家外賣平台在臨沂的站點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該平台係統裏有邢斌賬號相關信息記錄：眾包騎手，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月26日期間，共完成365筆訂單，日均單量13單，日均有單時長5小時，提現4348.34元。

他還表示，目前，臨沂當地普通水平專送騎手的月均單量在1000-1200單左右，一個站點能跑到1500單上下的老騎手僅為個位數。一個月能跑2000的外賣員也有，但是很少，需要在對區域情況特別了解，且單量比較大的情況下。

邢斌本人向澎湃新聞表示，“這個問題很好，我已經回應，我同時跑三家（外賣平台）。這個是很坦然的。”

在此前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邢斌還提到，“2000餘單”並非是精算的結果。

當外賣騎手的體驗與觀察

在東夷書院的分享中，邢斌除了分享自己的個人經曆外，也談及不少有關外賣騎手與平台係統現狀的內容。

他談到，跑“美團眾包”不用培訓，注冊就行，不限時間，不規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結。“蜂鳥眾包(餓了麽)”，基本同上。注冊“閃送”後，培訓了半天，花了50塊錢買了工牌、馬甲、文件袋。“順豐同城”和“閃送”差不多，沒有體驗過。

他還提到，美團把騎手分三個等級，核心是美團專送（職業騎手），每天上午九點打卡上班，晚上九點下班，埋頭跑係統推送的單子，每單3-4元，都是優化過的好單，相對輕鬆一些。但不好的地方是不準請假，每個月允許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報備，越是刮風下雨下雪越要求準時派送。接到差評罰款200-500，一般罰500。“在臨沂城，專送每天必須幹12-14小時，一個月必須幹26-28天，平均能掙6000。特別拚命的能掙8000多，都是市區60碼逆行闖紅燈拿命換的。”

邢斌表示，專送很苦，但業餘送外賣的眾包騎手更苦，處於最低的第三級。送一趟單價低30%，單子都是專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遠，要麽就是去沒有電梯的搬遷小區爬六樓送上門。同時，眾包工作時間更長，更危險，掙得更少，不聽話就被針對性“禮送”到沒有訂單的邊緣地區。好處是不想幹就回家躺著，沒人強迫你掙錢。“我了解的最拚命的，每個月能掙7000（每天幹15-16個小時，一個月一天不歇）。”邢斌說。

“平均每單3.5元，要取貨送貨2+3公裏，取貨平均等5分鍾，騎車8分鍾，送貨進小區上門平均7分鍾，共20分鍾。一小時3單，10.5元。”邢斌在東夷書院的分享中表示，“這個月綜合算下來，每小時收入10元是常態，每小時收入20元是極限。”

邢斌在一張紙上記錄了當時每天的工作時間和收入情況。從記錄上看，在體驗當外賣員的日子裏，邢斌單日跑單時間多在12小時以上，日收入多在一兩百元之間；最長是1月19日跑了19小時，收入400多元。

邢斌此前記錄的每日勞動強度與收入情況表。

“但我主要關注的是外賣員這個‘身份’究竟是怎樣的處境。體驗這個工作過程中人是如何感受、應對、反芻這些遭遇的。”邢斌表示，“沒有人拿正眼看送外賣的，商家，顧客，尤其是保安”，但也有些溫暖的時刻，“這一個月，我送了兩千多單，有三個人真誠地感謝過我”。

同時，邢斌提到，中國的幾家外賣公司總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給每個城區的運營商，然後運營商再次分包。“騎手出車禍了，每天扣的3元保險（公司扣了60%，隻把1.2元交給保險公司）提供最高6000塊錢的傷亡保險。”

邢斌在分享中說，保險不夠了，縣區運營商承擔；還不夠治病，起訴城市運營商和外賣公司總部難以獲勝。

此外，邢斌還提到了係統判定要罰款的一些問題。比如，完成訂單後忘了點擊送達，導致係統顯示異地點擊送達，或者超時點擊送達，會被罰款。

在東夷書院的分享中，談及這些外賣總部的管理係統時，邢斌認為，這個“大係統”的具體而微，基因完全一樣。它的一切設計，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變得更精密、更準確，“恰好”能獲取適量的勞動者，“恰好”能讓騎手們維持最基本的生活，讓他們積累不下休養生息、以錢養錢的些微資本。

勞動強度、保險等話題中的是與非

熱度之下，外賣平台感覺壓力頗大，並不願直接公開回應邢斌談到的勞動強度、懲罰規則等問題。

對於邢斌提到的專送騎手工作時間長、不好請假等問題，9月4日，一家外賣平台臨沂配送站站長向澎湃新聞表示，專送騎手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相應班次，同時騎手在線期間並非都是工作時間，由於外賣單量存在明顯的波峰波穀，沒有單的時候騎手可以自行休息，騎手也可根據自身需要請假。

對於邢斌提到的“一個差評扣500元”，上述配送站站長稱，臨沂於2022年針對專送騎手落實“服務星級”機製，對騎手收差評、超時等情況的處理從扣款改為扣分，根據全月累計積分來評定騎手的服務質量，進而確定對應獎勵，不存在扣款500元的情況。對於兼職的眾包騎手，最嚴重的違規情況屬於“虛假點送達”，扣款是50元。同時，騎手對於差評有異議，可以進行申訴，審核通過後會進行剔除，維護騎手的權益。

在9月4日的媒體直播中，邢斌則強調，外賣平台的差評體係都是針對騎手的，針對商家的製約並不多，騎手有異議時很難申訴成功。

就完善申訴係統問題，邢斌還提出了三方麵建議：顧客與外賣員可以雙向互評；投訴和申訴係統提供人工應答，對外賣員不能一罰了之；通過大數據進行精準篩選，篩選掉一些無意義或者故意的差評——如反映太辣或是鹽放少了等這類和外賣員無關的差評。

對於邢斌提到的“騎手最高6000元的傷亡保險”，上述配送站站長稱，騎手保險保費是專款專用，禁止截留保費；騎手意外身故與傷殘，保險可提供最高60萬元。

“如果是在一種正常的交通狀況下發生的，它（保險）最高可以達到60萬。”邢斌在9月4日的媒體直播中說。

同時，邢斌談到，一方麵平台算法對於騎手的控製很精準，A地到B地所有騎手的最快紀錄會成為全部騎手的新標準。且一個現實的情況是，“如果不違章的話，騎手的月收入會下降大約50%”。另一方麵，保險的賠償要求非常嚴苛，比如，必須沒有違反交通法規、時速正常。因此，對於外賣員團體來說，發生交通事故時，按照保險公司的賠償要求可能需要負全部責任，甚至還可能需要支付對方賠償款。

熱度過後，如何看外賣平台的設計與管理

當大眾對“大學教師為何體驗送外賣”的好奇心被滿足後，輿論的關注點也轉移到外賣騎手的生存狀態，以及外賣平台的設計與管理是否合理。

這些並非新話題，但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2021年，北大社會學係博士後陳龍因“北大博士後當騎手”的話題受到關注。在當年的報道中，陳龍講述了自己2018年為做研究送了半年外賣的經曆，並談到“平台推著騎手去找捷徑，找到了之後，我按你的新捷徑來設計標準”。

當時，陳龍表示，“跟2018年比的話，我覺得騎手的處境可能是更糟糕了。你想2018年送一單的價格是8塊，現在下跌到5塊。他們要保證收入不下跌，隻能不斷地內卷，付出更長的工作時間，壓縮每一單的配送時間，送更多的訂單。”

陳龍在其發表的論文《“數字控製”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製研究》中提到，“盡管平台係統用於管理騎手的數據是客觀的，但其背後存在利益導向。技術不管再怎麽飛躍，本質上依然服務於資本。而對技術神話的盲目推崇時常讓我們放鬆對幕後操作的警惕。因此，我們應該看到，平台係統並非客觀中立的‘管理者’，‘數字控製’的背後存在著資本操縱的身影。”

9月4日，邢斌在媒體直播中還被問到外賣騎手的困境。對此，他談到，外賣工作沒有前途，是一種非常枯燥、天花板非常低的純粹重複的體力勞動。

同在9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網以《調查研究 | 外賣騎手真的麵臨“去技能化”困境嗎？》為題，刊發了三篇相關文章。

其中，已身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的陳龍在《外賣騎手真的麵臨“去技能化”困境嗎？》一文中指出，“去技能化”意味著勞動者的退化，本質上是工作中的手腦分離，其結果是工人認知能力的退化；但在實際觀察中，外賣騎手的表現卻並非如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騎手在工作中的“隱性知識”被忽視。騎手在送餐過程中的“隱性知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大腦地圖”“情景經驗”“溝通技巧”，外賣騎手送餐過程中需要手腦合一去使用“隱性知識”，因此送外賣並非“去技能化”的，非但不會讓外賣騎手變得愚笨，反而能讓他們“收獲一定的成長”。

中國商業技師協會副會長來有為在《數字技術協助提升騎手職業技能》一文中談到，外賣騎手需要不斷提升職業技能。掌握職業技能的外賣騎手甚至能夠打破隻能做一線配送工作的職業天花板，通過“騎手—組長—副站長—站長”四級晉升渠道，找到更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

而關於邢斌談及的外賣員收入、工作強度等問題，學界也有不同角度的觀點。

北大法學院教授、北大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薛軍近日在“電子商務法研究”公眾號撰文表示，關於外賣員的工作強度問題，的確是一個真實問題。這也是平台在未來需要予以重視，需要關注和改進的。

同時，薛軍認為，作為兼職眾包的外賣員，其工作的特征恰恰是彈性的，是可以自己選擇的，是可以“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平台對其工作時長並無強製性要求，所以對於兼職外賣員（眾包外賣員）這一部分，工作時長問題的關鍵也許在於外賣員自身的某種責任意識。因為他可能在多個平台同時注冊接單，某一個平台限製其接單，並不能起到強製其休息的效果。這種情況下，需要強調的是其自身對於健康的責任意識，而非譴責向其提供兼職工作的單位。

邢斌此前對外賣公司財報顯示“虧損大”問題也提出過疑問。對此，薛軍認為，“隱隱約約地對外賣平台存在隱瞞高利潤，對商家高抽成以及沒有與騎手建立勞動關係之類的批評，我個人認為值得商榷。”

薛軍指出，為了吸引流量，平台搞各種大規模的補貼要燒錢，為了維持App的打開率、活躍度，要補貼不賺錢的其他業務線，比如共享單車。這些都需要錢。另外現在程序員的工資非常高，有些特殊的專業人才，比如算法工程師的工資動輒幾百萬起步。還要加上算力的配備，數據的存儲，計算和運用，這都意味著巨大的開支。

“邢（斌）文中還是提及抽成的問題。這個問題討論也很多，批評平台的聲音也一直存在。但從市場機製來看，一種交易模式能夠長時間持續，大體上能夠說明雙方都能夠從中獲利。目前很多餐飲店，轉型主打外賣業務，壓縮實體店營業麵積（比如我喜歡的安妮餐廳五道口店就是如此，門麵小得不得了），控製在店的服務員數量。在這種情況下，外賣平台對其賦能效應很明顯。”薛軍表示。

在薛軍看來，邢斌將自己的體驗表達出來，是有積極意義的，至少是平台“眾生像”中的一幅。學者具有表達能力，而普通外賣員缺乏表達的能力和渠道，所以類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

“但其價值也就僅限於此，不能一驚一乍的。”薛軍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們什麽時候，能夠基於實實在在的數據和客觀事實，能夠真正尊重市場邏輯，尊重經濟規律，來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於道德直覺，基於個案基礎上的爆款新聞、爆款文章來推出應激性質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們走向成熟的表現。”